仅知还不行，不与行结合的知并非真知。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和奢侈消费造成的。

人与自然万物组成了生物多样性的多彩世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生态观不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秉承和丰富中国古代生态观的基础上，立足现实、心怀世界，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致力于贡献可持续发展。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需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关键词】生态观  生态文明  绿色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人类社会科技发展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所采取的活动不断活跃、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因此人们要适应自然、顺应自然。作者简介：倪佳道明神父（Fr. James Dominic Rooney, OP），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 道明会神父。

相反，我将划出简单的平行线。儒家处在可以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流派进行深度对话的绝佳位置，因为他们一起反对不自由主义，正如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浅薄的自由契约论（liberal contractualism）一样。现代自然法思想家如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基于自然法的承诺接受国家权威的局限性。儒家的自由承诺  倪佳道明 著 吴万伟  译 张哈比（Habi Zhang)在西方在何处误解了中国中重复了众所周知的批评：儒家除了阐述国家主义、家长制和威权主义再无别的内容了。

儒家政治就像自然法传统一样，确认了政治应该坚守遵循天理的目标，追求所有人真正的道德善，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儒家正好处于可以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流派对话的绝佳位置，因为他们一起反对不自由主义，正如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浅薄的自由契约论（liberal contractualism）一样。

西方机构提供了很有用的典范，用以帮助儒家理想在现今时代的实现---这正是古代学者渴望已久的黄金时代。与此相反，儒家传统否认自我，认定（正如经典文本如《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正如孟子论述的那样，用剑杀人和用政府杀人并没有区别。这些话任何儒家都可能完全赞同的。

阿奎那将虔敬的基础建立在如下事实上：一个事物需要特别地感激那促成其存在并对其施以管理的同性质的根源。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法家是典型的不自由主义者，其臭名昭著的做法是依靠焚书坑儒来确保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儒家经典中本来热衷高调宣扬我们对社会的义务的大话，狂人却开始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对吃人制度的赞许。

儒家推崇的圣王尧舜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的统治引领公民使自得之（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孝经·开宗明义》---译注）这种观念认为人们有孝顺和感激父母祖先的义务，劝告人们不能伤害身体。

我们可以论证指出，中国人缺乏的是能够保护个人不受国家侵害的大致稳定的机构，而非能够确认人类尊严或者拒绝后果论者为政治权力辩护的哲学学派。同样道理，儒家和威权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结盟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结盟是必然的宿命。

倪神父研究领域是形而上学，中世紀哲學，程朱理学，宗教哲学， 政治哲学。我的目标只是询问：儒家拒绝权利，并最终沦为替国家主义社群主义专制形式张目的帮凶，这是真的吗？ 张认为西方的自由观念, 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阐述的，预设了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天生就拥有了作为个体的人类尊严和权利，因为我们是按照创造者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在开放的社会中，诸如大众参与政府管理、三权分立、宪政、言论自由、良心自由等价值观受到尊重。许多当代人为儒家的人权、民主政治和公共理性理论进行辩护。（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上文提到的打到孔家店口号的设计者可能被归功于胡适这个人，他本人也认识到传统中存在替代性的、尚未探索的可能性，并探讨了将其服务于自己的政治主张的途径。

因此，儒家能够遵循自然法思想家走过的同样道路。进步儒家学者如王韬、郭嵩焘、严复认为，西方机构中的自由和民主并非对儒家的否定，而是儒家理想的实现。

将这些传统集中起来能够提供一个用来为开放社会进行道德辩护的基础，这与简单的契约论正好对应，该理论辩证性地破坏了文化相对主义者对开放社会的批判。两者联合起来提供了为法律辩护的基础，法律之所以具有约束性首先在于它体现或者决定了道德规范，从认识论角度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人人都有机会学习的（反过来，只有在所有理性公民都认为合理时，强制性才具有合理性），其次，善政旨在追求的和平目标是依靠关爱和罗尔斯所说的"市民友谊"(civic friendship)等适当关系实现的。

在赋予人们自由或者剥夺人们自由方面，国家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那些政治左派和右派出于自身的目的都肆意地掩盖涂抹过历史

夫子告之以一贯，而教以能近取譬，盖使之求诸其心也。二、阳明心学中智性的位置 证明阳明心学的学理基础是仁性并不困难，难的是证明其学理中没有智性的位置。这一步重要工作离开智性，是不可能完成的。（《王阳明全集》，第71页） 这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看法：良知不由见闻而有，不滞于见闻，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皆由良知而来。

（见杨泽波，2016年，第205-258页）当然这个问题隐藏得极深，很难被发现，阳明也深受影响。由此可见，阳明并不反对读书，只不过是强调读书须以开其知觉为目的罢了。

后听阳明之教，方才明白其中的道理。阳明答复道： 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

这个问题恐怕远非如此简单。尽管这个转变十分不易，理论价值很高，有充分理由予以重视，但不容否认的是，阳明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孟子与孔子思想的差异，以至于阳明以为自己对孟子有了真体会便得了孔子真传，这从思想逻辑上说，当然也就只能得孔子之一翼而折其另一翼，难逃一偏了。

与此不同，阳明以良知为根基，强调吾心之良知就是天理，致此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阳明不同意朱子的这种理解，认为格物之物当指事，意之所发为事，如意之所发为善，这种善即是事。阳明为之辩白，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冤枉。阳明强调，在这些特殊情况下，同样没有必要考之何典，问诸何人，只要从良知出发，权轻重之宜，就可以了。

（《王阳明全集》，第10-11页） 由于儒学真精神失传，徐爱最初也是不得其门而入。阳明心学只是沿着仁性一路发展，尽管于此多有推进，但忽视了智性的作用，故存在偏颇。

阳明的回答很干脆，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意即道问学必须置于尊德性的范围之内。这个问题并非出自徐爱一人，妻侄诸伯阳亦有疑惑，请教说：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闻教矣。

年轻时，阳明笃信朱子格物致知之说，立志学做圣人，龙场顿悟后，方才明白吾性自足的道理，接续上了孟子之学的血脉。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